魂系草原——任继革独有的彩墨境界

文 / 贾德江

读任继革的彩墨人物画，胸中涌动着一种对草原人雄浑气概的敬重和阳刚大美的赞颂的激情。画中人物那顶天立地、气壮山河、视死如归、顽强拼搏的草原风骨，是蒙古人精神世界中难以言尽的美丽与神秘，时时让人窥视到一种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纯朴与野性的生命张力以及浸透在灵魂深处的坚韧与坚强的民族属性，吸引着你，震撼着你，又让你回味无穷。

可以肯定地说，遍览中国绘画史，很少有人像任继革那样在他的绘画中如此反反复复地表现蒙古族摔跤手的主题，又不断强化它的艺术含量，创造出一幅又一幅崭新的图画。他的画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强悍，给人以气魄，给人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草原雄鹰的故事，在弹拨着一个个催人奋发的生命乐章。他为当代中国画提供了一个独有的审美境界。

无论是任继革创造的《天骄系列》还是《大地系列》，都不是宏大叙事的主题性创作，也不是以游戏笔墨为艺的新文人画风，他关注的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天性喜爱参与传统摔跤比赛的博克手们的不同精神与物质追求的生存状态，一种相对于城市人而居于文化边缘的草原牧民极其真实的生活方式。在他的作品中，鲜明地表述了自己讴歌和赞美的态度。近距离地表现那些追逐生命理想和荣誉的草原汉子是他视觉讲述的主题，肖像似的构图立意是他“修辞”的手段。他惊异草原深处有这样的生命存在，他们一个个像出征的战将，雄心勃勃，怀着必胜的信心，脚踏着北方的绿色大地，托举着蒙古民族宝贵的美德，托举着祖先传承的浩然之气，像草原一样无言和深沉。苍天赋予了他们强壮、健硕、剽悍的体格，草原哺育了他们宽阔、豪迈、爽朗的个性，透过这一个个骁勇刚强的视觉表象，他似乎感到，只有在那成吉思汗及其子民曾经驰骋的旷野上，只有在那充满历史沧桑感的民族身上，他的艺术才有可能注入抑或放大他所追求的精神力量。

任继革发自内心地热爱他们，敬重他们，面对草原上这些最勇敢、最纯朴、最无畏的英雄，他们宏亮的吆喝声，他们粗重的喘息声，他们铿锵的脚步声，他们黝黑的脸庞、期待的目光、自信的表情以及华美的服饰都是他们真实的写照。他们那真诚、豁达的心扉似蒙古草原蓝天一样宽阔无垠，他们那崇高、壮伟的人性品格似哈达一样纯真、洁白，任继革似乎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困惑地选择了写实主义的具象彩墨画法，来塑造这些充满神奇的蒙古人的音容笑貌，讴歌那令人神往而陶醉的草原风情，赞颂那深沉厚重而丰厚的草原文化。这里的“写实”是相对于中国画的“写意”而言，这里的“具象”是相对于中国画的“意象”而言，这里的“彩墨”是相对于中国画的“水墨”而言。具体地说，就是接受过学院派素描色彩教育的任继革，凭借他的造型基本功，用高度的写实技巧和细腻的笔情墨趣表现摔跤健儿各不相同的内在精神气质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对造型的严格要求，使他注入了光影、明暗、透视、解剖、色彩冷暖等西画的造型元素，解决了中国画人物造型在符合科学规律上的准确性问题。这本身就意味着以本土传统文化的变革和超越，也是站在我们的文化发展立场上的一种内在需求。因为中国传统绘画缺乏的就是具象的写实主义，需要的正是具象的写实绘画技法作为补充，来构成我国艺术文化发展的外在动因，弥补中国传统艺术——中国画对写实技法的诉求。他的这种写实语言，既不是工笔画的重彩勾勒，也不是写意画的高坡设色，而是以笔墨为依托，强化色彩的表现力，把色彩提升到与中国画中的线条、笔墨造型一样重要的地位，形象写实表现的工致程度不亚于工笔，而在衣纹、环境的渲染上又融合了写意的韵味，强调服饰、配件、图案的装饰性和地域特色，使主体人物裸露肌肤的严谨和摔跤手衣着装束的松动形成多种对比，并置于风云际会的长空大野之中，使人物形象的刻画更饱满，更丰富，更自由。这种写实语言的表述，是客观自然的视觉感受使然，是画家拥抱草原的真情使然，注定了他用这种异于他人的中国画方式诠释自己对草原的渴慕、热恋和一往情深，也惟有用这种表达方式方能使他的真情流动，才能充分体现出他对这些草原热血男儿的挚爱深情。

写实主义在表现形态方面的最大特征是“形象大于思想”。形象是写实主义艺术的主要因素。形象本身以及写实主义的表现内容决定了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的。具象写实，就是尊重客观对象，不把对象理想化矫饰化。但这种对客观的尊重又不同于自然主义的风格，而是选择具有典型性的艺术形象和典型的场景体现自身的艺术特色。这正是试图在中国人物画领域革故鼎新的任继革所要探究的领域和奥秘。在任继革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是通过类似肖像画的形式把典型人物置身于典型环境之中，画出人形、人貌、人性、人情和人美的。肖像画不同于一般的人物画，它没有情节性，它的主题就是画中与众不同的外在相貌和独特的精神气质，画家所要竭尽全力创造就在于此。肖像画中的人物个性还隐含着特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同时体现出特定的时代性，它是一种文化的缩影。在任继革看来，要提高人物画的创作水平，关键在提高人物画家肖像画的创作水平，肖像画的水平高低。决定人物画的水平高低。因此，任继革的作品没有表现摔跤手的群像或相互搏斗的场面，而是对单个人在赛前或赛后的神情仪态的深层挖掘报有浓厚的兴趣。他用心去体验和感悟他们举手投足乃至眉宇间的微妙变化，以人物的动态刻画去表现“形”中的风姿和神韵，着力于人物的“态势”形成的动态语言的描绘，力求神形兼备，力求情景交融，从而构建出中国画的新的“现代语言结构”。

这种“现代语言结构”主要从以下诸点强化个性语言和个性风貌的：

第一，放弃了单线平涂的形式，转换为对体积，三度空间的追求；

第二，淡化外部轮廓的勾勒，线型隐含于面的结构中，注重轮廓内的具体刻画；

第三，采纳“科学”的西画造型，精于面部表情描写，重视人体结构的细致刻画;

第四，在色彩领域进行了变革，强调写实的彩墨对形和结构准确描绘的要求，让强烈丰富的色彩与传统的笔墨在作品里碰撞、交融，迸发出新的火花。

墨，本身是色彩，所谓“墨分五色”就是说“墨”中包含了许多色彩的变化。中国画值得骄傲的是在较为单纯的墨的运用中，表现了大千世界的色彩美。但若与油画相比，中国画在色彩上表现出来的弱点也在于此。任继革大胆地借鉴了西画的色彩经验，使自己的作品在重建中国画色彩系统的试验和探索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任继革还精心刻画了摔跤手们非常个性化的不同服饰样式和装扮方式，那宽松的镶有各种民族图案的马裤，那围脖上飘动的彩绸，那紧束腰间、臂上的带有护钉的护腰、护臂等，不仅体现了画面人物的身份、性格、民族的特征，还使写实的画风平添了装饰性、写意性和抒情性，显示出传统绘画与现代绘画互相辉映的艺术魅力。

任继革之所以一再倾心表现这类题材，是缘于他的艺术追求与这个民族的内在精神相吻合。他力图在画面上彰显出一种朴实、沉厚、强悍、豁达的境界，这种境界与他作为一个北方人气质是相通的。他偏爱朴实深沉的东西。喜好宁静与和谐的境界，向往崇高与美好的精神。正是出于这种偏爱、喜好与向往，才促使他去选择或借用这一母题，为他独特的语言陈述提供了言说的场所，也为他创造了一个灵魂止泊的精神家园。

任继革的内心情感是丰富的，并不止于崇尚强悍，也陶醉于美好。在他的另一类表现草原儿女情长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柔情似水的一面。那《阳光灿烂》下儿童的纯真与可爱，那《新妆》中蒙族母女的情意绵绵，那《野韭菜花》中少女对故土的挚爱，画家集中于形象的细致刻画，实近的描绘多于虚的想象。不难看出，任继革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体验到朴素的民族感情，并赋予画面以特殊的表现情意，不断强化一种内蕴力，显示出草原独有的美。为了生动地再现这种内蕴的美，他每年坚持深入到牧区生活一段时间，用心感悟和体察草原的自然生态美、民族风情美，以及新的时代带给草原的新的面貌、新的气象。草原之行给他带来了艺术创作的激情，草原之行使他融会了更多的积累和感悟，草原之行让他不断地去追寻……

2009年9月15日完稿于北京